Symposium on Protection of children and their rights : International and Chinese experiences

On 10th and 11th of October, 2016, the symposium “Protection of Children and Their Rights: International and Chinese Experiences” was held at Room 208, East Sub-building of Guanghua Towers. This symposium is a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School of Social Development and Public Policy at Fudan University, the Center for Children’s Rights Studies at University of Geneva, and the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the Rights of the Child(Switzerland). Experts from China and abroad confronted theory and practice in an interdisciplinary w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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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10月10日、10月11日,在光华楼东辅楼208举办了“儿童及其权利保护:国际、国内经验”研讨会。本次研讨会由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承办,合作方包括日内瓦大学儿童权利研究中心及瑞士儿童权利国际组织。来自国内外的学者在理论与实践方面进行了平等、开放的交流。

 

在会上,复旦社会工作系赵芳老师做了《Medical Social Work Practice in Child Protection in China: A Multiple-case Study in Shanghai Hospitals》的报告。赵老师首先肯定了过去三年间我国在儿童保护方面的巨大进步,同时指出仍存在的四个主要问题:①我国儿童保护尚不成体系;②缺乏配套配套法规;③缺乏执行、评估机构,缺乏替代的保护制度;④缺乏可持续发展性。进而赵老师根据五个医务社会工作介入儿童保护的案例,提出了社会工作在介入儿童保护方面面临的主要困境:①缺乏专业操作指南及儿童虐待评估标准;②社工缺乏支持——法律、独立有权威的儿童保护部门等;③缺乏后续的替代性资源。

在讨论环节中,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中国办事处儿童保护官员苏文颖指出,“发现受虐儿童强制报告制度缺乏可操作性,因为这需要卫计委出台文件下达到医院、教育部出台文件下达学校等,文件中要明确规定出医生、护士、社工或教师等的报告义务,由此才能够推行强制报告制度。复旦社会工作系教授John Miller回应“在中国,并没有这样一个强有力的coordinator,这样一个有权威的、协调的部门,能够同时协调包括医院、学校、公安、民政部门、社区、福利院等,来推行儿童保护强制报告制度等。”

来自东芬兰大学社会工作专业的教授Juha Hämäläinen提到,“在芬兰,社会工作者有责任发现、评估受虐儿童,并对其进行后续保护安置等,也就是说,法律给予了社会工作专业及从业者足够信任,社会工作者可以对一个儿童是否处于虐待进行评估判断。”赵芳老师回应,在中国,很难想象社工将一个受虐儿童从家庭中带离。首先,传统观念因素,孩子是家庭的财产,归父母所有,对待孩子的方式是家庭内部的事情,社工缺乏立场。其次,社工缺乏权威,缺乏法律作为后盾,给予社工这样的权力。再者,社工缺乏资源,就算其将受虐儿童带离家庭,但很难能对儿童进行对其最好的安置。这就涉及到了中国社会工作专业化进程的问题,何时中国的社会工作也能够如芬兰社会工作一般,拥有来自社会、法律、个人的信任?这个问题也引起了在场学生的思考与热烈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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